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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书斋www.5ksz.com提供的《洛京沉鼎》第2章 党锢寒士(建宁二年—光和六年 )(第2/2页)
坑儒,今之谓也。
后来果然。
这些人的选择,构成了党锢十六年的另一面:不喊,不逃,不死,也不做官。他们把话咽下去,把书教下去。
光和六年,公元183年。
洛阳城南,开阳门外,太学。
太学里立起了一排石碑,共四十六块,两面刻字,刻的是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仪礼》《春秋公羊传》五经,加《论语》。
字是蔡邕写的。蔡邕是当时的书法第一人,工八分,笔法有骨。他带着工匠写了八年,刻了八年。
碑成那天,来抄经的人,把车马塞满了街。
《后汉书》记: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两,填塞街陌。
一千多辆车,从开阳门一直排到太学门口。
为什么这么多人抄?
因为天下的经书,抄了几百年,错字、脱简、异文,各本不同。太学的博士,各执一说,考试的时候,谁也不知道该按哪一本。士子做官,读错了经,是要吃亏的。
现在,朝廷把标准本刻在石头上,摆在那里,谁都可以抄。
这是汉家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文化工程。
有意思的是:刻经这件事,是宦官支持的。领衔的是中常侍李巡,参与的是议郎蔡邕、郎中卢植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。
也就是说,党锢十六年,杀士人的是宦官,刻经书给士人的,也是宦官。
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荒诞。
荒诞底下,是十六年的日子。
党锢不只是不许做官。它是一张网,罩住一个家族三代人。
被禁锢的人,自己不许入仕;他的儿子、孙子,不许举孝廉;他的女儿,不许嫁入仕宦之家;他的门生故吏,一律除名。郡国每年举孝廉、举茂才,名单送上去,先查一句:这人家有没有党人?
查出来,整张名单作废。
于是那十几年,州郡的察举几乎停了。读书人读完了经,没有出路,只能回乡教书,或者去做吏,或者干脆去经商。
有的人改了姓。山阳刘氏,一族分成三支,两支改姓,一支守着祖坟。有的人把子弟送到江南,隐姓埋名,几代之后,连自己祖上是谁都说不清。
婚姻也断了。汝南袁氏与颍川荀氏,本是世交,那几年不敢通婚,怕一张庚帖牵连两族。后来党锢解了,才重新走动。
而朝里的人,一天比一天少。
太尉、司徒、司空,三公的位置轮着坐,坐上去的人,多是宦官的亲信,或者是肯出钱的。三公不讲经术了,讲的是宫里的门路。
有意思的是,那些真正会做事的人,反而活得更安静。
陈寔,颍川许县人,做过太丘长。党锢起时,他自己进了狱,说:吾不就狱,众无所恃。后来遇赦出来,闭门不出。他死的时候,天下送葬的,有三万多人。
荀爽,荀淑的儿子,隐在乡里注《易》,注了十几年。董卓后来强征他做司空,他三天之内从布衣升到三公,可那时候的汉家,已经没几天了。
他们不喊。
不喊的人,把经书往下传。传着传着,就传出了另一条路:郑玄在山东注遍群经,学生数千;卢植在涿郡教出的学生里,有一个叫刘备。
十六年,杀掉的是一批人的仕途;留下来的,是一批人的学问。学问不救当时,救后世。
可当时的天下,已经在往下走。
州郡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。田租之外,有口赋、有更赋、有户调,还有各种临时的“调”。南宫着了火,要天下人出钱修;修完了,再修下一处。
三公九卿的俸禄,常年发不出。有的郡守上任,第一件事是向属县借钱。
流民从关东往关中走,从关中往汉中走。走不动的人,倒在路边。
而这些,朝廷是知道的。奏章一份份送进宫,摆在案上,天子不看。
天子在做什么?
光和元年,他在西园里开了一间铺子。
铺子里不卖布,不卖米。
卖官。
光和元年的西园里,开了一间铺子。天子坐在铺子后头,明码标价,卖的是官。
郑玄在东莱注《礼》,卢植在涿郡教学生,蔡邕在洛阳写碑,刘洪在算《乾象历》,张仲景在南阳看伤寒。
他们不问朝政了。
不问,不等于忘。
光和六年冬天,太学里的石经刚立完最后一排,冀州的方士,正在把一个叫“太平道”的东西,从一间草庐里,往三十六方推。
那个人的名字,叫张角。
张俭一人亡命,十几个家族被灭;李膺拷死北寺狱,范滂三十三岁就刑。士人的嘴被封住,于是把话写进了石经。
《后汉书·张俭传》:“望门投止,破家相容。”《李膺传》:“膺等皆考死狱中。”《范滂传》:“其母曰:‘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!既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得乎?’”
杀一个人容易,杀掉一句话的意思很难。十六年党锢,杀出的不是屈服,是一代人的沉默;而沉默,往往比喊声传得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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