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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再开太学射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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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事后的角度来看,在三吴册立晋安国一事,确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。但在此时的义安,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,原因无他,朝廷的新制度一套跟着一套,实在令众人目不暇接。而就在天子宣布册立晋安国的同时,他又宣布了一条新的诏令,顿时吸引了朝中士人的所有注意,那便是《招贤诏》。

    虽然世人常常议论说,一个国家想要长盛久安,就必须要有好的制度。但制度终究只是制度,如果只是写在纸上,没有人执行,没有人落实,哪怕说得天花乱坠,也不过是白纸一张,毫无意义可言。同样,哪怕一个国家已经制度运转良久,有人频频扭曲制度,违背制度,甚至公然打破制度,一样也会走向衰败。

    所以要真正使得国家富强昌盛,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材。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,但自古以来,确实不缺乏以一人而兴国,失一人而败国的前例。

    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起,他同时作为儒宗、法神、兵圣,乃是春秋、战国之交的第一贤哲。在鲁国则救鲁于存亡之时,在魏国则强魏于大争之世,最后于楚国变法,七年令衰楚振兴,继而横行天下,再次击败了他一手缔造的魏武卒。而他离开以后,三国皆无法回到吴起执政时的高度。制度还是那些制度,国土还是那些国土,甚至其余人也没有大的变化,就因为一人的存亡,便足以影响国家的运数,足可见人才的影响之大。

    历代君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故而纷纷求贤。如秦孝公下《求贤令》,于是得商鞅;燕昭王筑黄金台,于是得乐毅、苏秦;到战国四公子,门客云集,蔚然成风,无论是鸡鸣狗盗之辈,还是说客策士之徒,皆在乱世中大放异彩。然后有了汉武帝开创察举制度,命天下州郡向朝中举贤。

    只是汉武帝考虑到想要国家长治久安,不只要考察才能,还要重视德性,以达到教化天下的作用。而儒家又主张,德行之中,孝为第一,因此察举的人才,应该首重孝道,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,便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但德性如何考察呢?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,正如上文所言,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可钻,尤其是在这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上,察举人考察德性,往往最后成了考察关系。所以就有了“举秀才,不知书;察孝廉,父别居;寒素清白浊如泥,高第良将怯如鸡”的讽刺民谣。

    到魏武帝曹操时期,他既未能平定乱世,便正式颁布《求贤令》,强调“唯才是举”,不知情的人常常以为是曹操重视寒士,不看门第。但实际上,这是宣告了汉儒名教体系的彻底破产,忠孝之道无人问津,也彻底放弃了对德性的考察,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迅速走向腐败,到晋朝时已经无法收拾。

    等到了如今,刘羡平定了半壁江山,扩张了六州之地,要推行新政改制,就面临了两个问题,一是他必然要征辟大量的官员推进管理,不然无法改制,但与此同时,他又要设法扭转官场的风气,不然盲目改制,也可能导致民心纷乱,乃至于生出亡国之祸,王莽改制便是前车之鉴。

    因此,刘羡便下发了《招贤诏》,以表明自己的心意。

    刘羡的《招贤诏》非常简单,倒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绕,就是很直白地表明道:“政在得人,而知之至难,今四海久逢大难,百废待兴,朝廷用人,急如星火,故不拘疏远单贱,先才后德,选贤任能耳。今岁九月下旬,于太学求天下之贤才,射策试经,重设四科,以成大治。”

    简单来说,刘羡此次征辟的宗旨,是先看才能,然后考察德性,等两次合格之后,方才会进行任用。

    怎么看才能,当然就是老法子,在太学中射策试经,并且不限任何门第,只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到太学参与考核的士人,都可以参加,一旦朝廷考察合格,便会委以官职。

    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,早在汉顺帝时期,汉顺帝为了筛选人才,推广阳嘉新制,就命太学严格试经,若是射策不合格的人才,便直接将其遣送回乡,并严格处置推举不合格人才的举主。从此这个制度就传承下来,从曹魏到晋朝,也没有废止,刘羡本人也是通过秀才科,方才正式入仕的。

    只是在这样的射策制度之外,有九品中正制度这样一条极为明显的捷径,使得大量的士族可以不学而仕。人都是有惰性的,若有关系便能走捷径,那合格的官员自然就会变少,经营关系的人反而越来越多。刘羡出于事功的选择,必然要进一步重新强调射策制度。

    甚至刘羡认为,过去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,像刘羡出仕时,是应试最难的秀才科,也就是要接连答五篇策问。想像刘羡这样连答五篇,成为灼然很难,但其实只要能答上两三题,也就可以合格通过了,从这个角度来说,应试内容仍显简单,最难的秀才科都如此,其余较简单的孝廉科、寒素科更不必说,完全是流于形式。

    因此,刘羡打算全面加强射策考核的内容,从只写两篇简单的策论,变为更综合的考量。

    以下是这次太学射策的细则,全部以露布的形式,张贴在太学的各个大门上。

    这一次太学射策,他打算按照朝廷目前的需求,将射策分为四科,分别是廉士、明法、阴阳、良将。

    其中廉士是考察的主体部分,应试者需要经过两道体力考核,即骑与射,这个考核并不严格,主要是官员最少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身体,能当众骑马百步不坠,又能于三箭内十步开弓中靶者,证明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,便算过关。

    然后是三道基础考核。一是验筹算,身为官吏,自然要对案牍敏感,不然连账目都看不出个好歹来,还当什么官员?二是问四时,在不同的月份,官员们主要的政务有哪些,对要做的了然于心,才有施政的依据。三是察经学,考察四书五经中的经典篇章,让他们进行默写,这也算是儒生的基本功。

    最后才是策问,这次的策问只有一题,就是询问应试者,晋室灭亡,于汉室究竟有何借鉴?

    以上便是廉士科有关考核的全部内容,只要应试者能够通过,关于才能的考核便基本结束了。对于通过率,刘羡事实上放得很宽,总而言之,刘羡并不打算做什么不切实际的指望,官风百年如此,也不可立刻有根本性的改变,不会因为有一两项不合格就直接筛汰。主要是以此给考生的成绩分个三六九等,表明朝廷的倾向性,除非考生一个也不通过,还是会考虑录用的。

    但这仅仅是才能上的,刘羡为了表明朝廷重视德育的态度,在才能考核通过后,还会进行德性考察。只不过他并没有从所谓的孝行出发,而是从公纪的角度出发。

    只要应试者来路明确,是出身清白的良家子,朝廷都会对其进行任用。可若是查出有诸如抗租、逃役、偷税乃至杀人等行为的应试者,一律不予录用。同样,对于父母死于朝廷历次战事的烈属子女,或者对朝廷有过巨大功勋的官员子女,也会有一定的任官优待。

    这也就是所谓的先才后德,不是不考察德性,也不是完全不看门第,但绝不能毫无门槛地放纵官场上的坏作风,而且必须要有足够的才能。

    不过这次射策,朝廷也不可能查得多么精细,毕竟乱世之中,许多记录都已经湮灭离散了,到处是背井离乡的流民,很多过往根本无从寻找。刘羡这么规定,主要是为了表明朝廷用人的态度。

    走完以上所有流程以后,朝廷便会将射策结果分甲乙丙丁四等,其中甲等五人是秀才,乙等二十人是贤良,丙等六十人是寒素,丁等一百人是廉吏。

    明法科也大差不差,与廉士科具体的区别无非是从四时、经学的考核变为了法学的考核,策问变成了断狱。只不过录取的人数要少不少,大概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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