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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29章 德国的裙带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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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柏林。

    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。

    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
    新年过后的第一次会议,韦格纳没有按原定议程开始。

    他坐在长桌一端,面前搁着一份报告,封面是空白的,里面夹着十几张手写的纸条。

    纸条是监察部送来的,内容是过去半年里各地反映的干部作风问题。

    他把报告翻开,没有念,只是把其中一张纸条拿起来,看了两眼,然后放下。

    韦格纳抬起头来,扫了一圈在座的人——施密特、台尔曼、克朗茨、迈尔、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。

    “今天的议程改了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很平,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出了那种平后面的分量,

    “先谈一件事。谈完了,再谈别的。”

    韦格纳把那张纸条拿起来,念了上面的一行字——“某州工业委员会副主任,其子三年内从普通技工提拔为车间主任,其女从医院护士调任州卫生局科长,其妻从街道办事员调任州妇联副主席。

    群众反映:一家四口,三年三级。”

    他把纸条放下,又拿起另一张——“某区党委书记,其弟承包了区属建筑公司,其侄负责区属运输队,其外甥经营区属招待所。

    群众反映:区里修路,包工头是书记的外甥;

    区里运煤,车队队长是书记的侄子。”

    他把这张也放下,又拿起一张——“某市驻军后勤部,部长之子入伍两年提干,部长之女经特招进入军校,部长之妻担任军属服务社主任。

    群众反映:一家军装,全是军官。”

    韦格纳把三张纸条并排摆在桌面上,十指交叉搁在桌沿上,身体微微前倾。

    他扫了一圈在座的人,说了一段话,声音不高,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:

    “这几张纸条,是我从监察部半年的信访汇总里挑出来的。

    类似的还有很多。

    我没有都看。

    我看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同志们,我们革命多少年了?

    二十一年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,三百零四高地,我们打响第一枪的时候,我们在干什么?

    我们在反对什么?

    我们在反对剥削,反对压迫,反对一个人靠着出身和关系占着位子不干活,另一个人累死累活连饭都吃不饱。

    我们革命,就是要打破这种东西。但现在——二十一年之后——这种东西又回来了。

    它不是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形式回来的。它是以‘同志’和‘家属’的形式回来的。

    它比地主和资本家更隐蔽,更难查,更让人说不出话来。

    因为人家不是地主,人家是‘革命干部的家属’。

    人家不是资本家,人家是‘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同志的后代’。

    你说他不对,他说你‘忘本’。

    你说他搞特权,他说你‘打击革命干部’。

    你说他搞裙带,他说你‘破坏同志感情’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,搁在烟灰缸边上。

    他没有说话,但脸上的表情很沉。

    克朗茨坐在对面,双手搁在桌面上,手指头攥得发白。

    台尔曼靠在椅背上,眼睛看着天花板,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。

    迈尔翻开一个本子,拿起笔,开始记。

    韦格纳继续说:

    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。

    第一,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没有流动,没有轮换,没有有效的监督。

    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,关系网就织起来了。

    他的儿子、女儿、侄子、外甥、老部下、老战友——这些人都是他的‘关系’。

    这些‘关系’需要一个出口,需要一个‘安排’。

    不安排,就是‘不近人情’。

    安排了,就是‘用自己人’。

    第二,革命胜利之后,干部队伍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。

    战时要打仗,谁能打谁上。

    和平时期不打仗了,谁跟谁亲近谁上。

    战时的标准是能力和战功,和平时期的标准变成了关系和背景。

    第三,对这群人来说,物资是短缺的。消费品是不够的,住房是不够的,好学校是不够的,好医院也是不够的。

    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按需分配,但有些干部先拿走了。

    先拿走之后,他们又不愿意放手,因为放手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样排队。

    第四,也是最重要的一条——我们有些干部忘记了革命是为了什么。

    他们觉得革命成功了,自己‘有功’,应该享受。

    他们把‘人民公仆’这四个字念成了‘人民主人’。”

    韦格纳把身体往后靠了靠,双手从桌沿上收回来,搁在膝盖上。

    他的声音低了一些,但更沉:

    “这些东西的危害在哪里?

    第一,它让群众寒心。

    群众看到干部的子女轻轻松松上军校、当干部、进好单位,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去扫厕所、挖煤、当兵——群众会怎么想?

    群众会说,革命革了二十一年,换了一拨人骑在头上。

    这句话,我在一九三八年就听过。

    当时我以为是敌人的造谣。

    现在我不确定了。

    第二,它让干部队伍腐烂。

    靠关系上来的人,能力够不够呢?

    德行够不够呢?

    但位置是这帮人占着的。

    有能力的人上不来,慢慢就不想干了,或者被挤走了。

    最后剩下的全是‘自己人’了。

    自己人管自己人,没有监督,没有制约。

    想不腐败都难。

    第三,它会埋下分裂的种子。

    干部的子女和普通人的子女之间,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。

    墙越来越高,越来越厚,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阶级。

   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。

    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,又养出来一个新特权阶级。

    如果是这样,那我们这二十一年就白干了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台尔曼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很粗,像是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:

    “主席,你说的这些,我见过。

    我在内务部干了十几年,下面的情况我清楚。

    有些地方,干部的子女犯法,没人敢查。

    有些地方,干部的家属经商,没人敢管。

    有些地方,干部的亲戚承包工程,质量一塌糊涂,没人敢说。

    我处理过几个案子,处理到一半就有人来打招呼。

    打招呼的人是谁?

    是老干部。

    是老战友。

    是当年一起打过仗的兄弟同志。

    他说,你查我儿子,就是查我。

    你查我,就是查革命。

    这种话,我这段时间听的太多了。我烦透了。”

    迈尔把铅笔搁下,抬起头来。他的声音很稳,但带着一种他很少流露的情绪: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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